“能有這樣的制度，又快又好地幫農民工兄弟討回公道，我舉雙手贊成！”全國兩會上，佳好佳（福建）生態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環衛項目管理員侯艷梅代表談及勞動者權益保障檢察公益訴訟時，語氣里滿是贊許。

　　常年扎根一線的侯艷梅代表，曾親眼見證不少勞動者維權的奔波與無奈。平臺經濟下勞動關系日趨復雜，各類維權難題也隨之凸顯，這更讓她深刻認識到，建立高效的勞動者維權機制迫在眉睫，而檢察公益訴訟正是有力抓手。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堅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全國兩會上，多位代表委員呼吁，將勞動者權益保障納入檢察公益訴訟法定領域，用法治剛性為勞動者筑牢維權“防護網”。

　　維權難題亟待法治破局

　　“現行法律未將勞動者權益保障納入檢察公益訴訟法定領域，個體訴訟面臨舉證難、成本高、周期長等問題，工會支持起訴也以個人起訴為前提，難以應對群體性、系統性侵權。”全國總工會辦公廳原主任呂國泉委員認為，亟須通過立法明確檢察機關在勞動者權益保障中的公益訴訟主體地位。

　　國網泰興市供電公司六級職員張強代表也表示，傳統勞動爭議解決機制已難以適配當下的維權需求，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面臨勞動關系認定難、社會保障體系覆蓋不全等問題，不少勞動者因法律意識薄弱、舉證困難或經濟壓力大而放棄維權。“要從制度上破解這些現實難題，讓勞動者維權有門、有路、有底氣。”他說。

　　檢察公益訴訟契合保障需求

　　代表委員們認為，檢察公益訴訟的制度特性，契合當前勞動者權益保障的現實需求，是破解維權困境的一個“優解”。

　　“勞動者權益本身具有鮮明的公共利益屬性，事關基本民生底線、勞動力市場秩序和社會公平正義，符合公益訴訟保護公共利益的核心定位。”陜西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一級高級檢察官高潔委員表示，從檢察實踐來看，公益訴訟能以國家公權力介入，破解勞動者不敢告、不會告、告不動的困境，彌補個體維權的制度短板，同時讓“檢察＋工會”協同維權從工作機制上升為法律制度，實現常態化、規范化保護。

　　呂國泉委員認為，相較于個體訴訟，檢察公益訴訟有著專業性更強、覆蓋范圍更廣、治理效能更長效等獨特優勢，能實現“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侯艷梅代表走訪了解到的案例，讓檢察公益訴訟的優勢變得更加具體可感：福州馬尾區“園區楓橋”職工法律服務一體化基地，憑借工會與檢察機關的聯動，讓蔡圣恩等19名職工不到3小時就拿到被拖欠的31萬元工資，該基地全年為162名勞動者追回各類賠償802.74萬元。

　　各地的實踐探索也印證了這一點：西安市閻良區檢察院依托“檢察＋工會”協作機制，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社保缺位等問題，向人社部門制發檢察建議，并協調多方推動為全區類似社保缺位人員繳納社保；江蘇泰興檢察院運用大數據模型監督招聘網站就業歧視問題，切實保障婦女平等就業權。

　　納入法定領域恰逢其時

　　2025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公益訴訟法（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并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讓勞動者權益保障納入檢察公益訴訟法定領域迎來關鍵窗口期。代表委員們紛紛為制度落地提出具體建議。

　　呂國泉委員建議在草案列舉的16個檢察公益訴訟領域中，增加“勞動者權益保障”一項，明確其聚焦勞動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勞動者切身利益問題，重點覆蓋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等群體。他認為，將其納入法定領域，能發揮檢察公益訴訟“預防優于救濟”的功能。同時，建議建立工會與檢察機關的聯合取證、線索移送機制，發揮勞動法律監督“一函兩書”作用，深化多部門協作機制。

　　高潔委員從檢察實踐角度出發，希望在立法中明確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檢察公益訴訟法律地位后，進一步細化程序規則，如線索移送標準、調查核實權限等，同時加強與法院、工會的協作銜接，讓檢察公益訴訟真正成為勞動者權益的“法治盾牌”。

　　張強代表針對當前實踐中存在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維權法律依據模糊、案件取證難等問題，建議通過完善立法明確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同時加強部門協作和宣傳普及，提高勞動者和平臺企業的法律意識，引導勞動者依法維權、企業合規經營。

　　代表委員們認為，將勞動者權益保障納入檢察公益訴訟法定領域，從立法基礎來看，最高檢曾印發農民工勞動報酬權益保護公益訴訟辦案通知，全總與最高檢等多部門聯合出臺工作指引，多地地方立法也已納入相關內容。從司法實踐來看，2014年至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圍繞勞動相關領域辦理公益訴訟案7.8萬件。

　　“保障勞動者權益，既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也是營造良好營商環境的關鍵。”代表委員們表示，將勞動者權益保障納入檢察公益訴訟法定領域，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一項有力法治舉措，有助于讓勞動者在法治陽光下安心工作、體面勞動。